凉山广播电视台建台30周年特别报道（三）张长羽：“958”与我一路同行

总之，王著不仅在思想意旨上追求一种非理性、非逻辑的诗性，而且在论述风格也体现了一种跳脱说理的诗情，这或许正是作者为突破传统哲学理性主义，逻各斯主义而另辟的一条思想蹊径，即所谓诗性言说诗情儒学。

《诗》曰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真正的人到来的时候，才能赞化育。

44吴光等编校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4页。然工夫不至，则本体终究归寂而不能呈现，故就人而言，诚终究是一种工夫，是以《中庸》多从工夫说诚。同时，只要真正的人一旦到来，亦必能赞化育，故朱子曰：‘人者，天地之心。平素我们总以为，兄弟和、妻孥乐、奉亲孝，只是一个伦理问题，实则并非如此简单，因为伦理之有效，依赖个人自觉其为天命在身者，若是之不觉，则伦理下滑为外在之形式，孔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?人而不仁，如乐何?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果尔，则伦理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

在《朱子语类》中，朱子对于费与隐作了进一步的解释：问：或说形而下者为费，形而上者为隐，如何?曰：形而下者甚广，其形而上者实行乎其间，而无物不具，无处不有，故曰费。28钱穆：《关于中庸新义之再申辩》，《钱穆先生全集·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（二）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51页。嘏善名理，而粲尚玄远。

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，以儒术清俭为鄙俗。因其亦总论理则，故可称为形名家言。盖适性任官，治道之本。合观上文，嘏所善谈者名理。

神之征显于目（邵曰：征神见貌，情发于目），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。夫依言知人，世之共信。

和洽谓魏武帝曰：立教观俗，贵处中庸，为可继也。而刘邵主都官考课之议，作七十二条及《说略》一篇，则《人物志》之辅翼也。因是一方须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，而后识鉴，乃有准则。又曰：名由众退，而实从事章。

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，有中庸至德。然成大业者尤须明多于胆，高祖是也（参看嵇康《明胆论》）。《抱朴子》云：校同异以备虚饰。次为兼材，以德为目（伊尹、吕望又如颜子）。

魏文帝重法术，明帝奖经术，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。《隋志》名家类著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，有：《士操》一卷，魏文帝撰。

然世之论者，恒因观人有谬，名实多乖，而疑因名选士之不可用。皆辨小大，与《人物志·材能篇》所论者同（持义则异）。

就政治说，君德配天，上应天道。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也。然《昌言》曰：天下之士有三可贱。其可陈述者凡二点：（甲）刘邵论君德，本道家言。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、仲长统。欲求其适宜，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。

应詹上疏，称正始与元康、永嘉之风不同。亦无名，故将得道，莫若守朴。

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，尚德以劝庶几之论，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，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，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（应作依，名见《九征篇》，依《全三国文》据宋本作伪）似之难保。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。

王符《潜夫论》主张考绩，谓为太平之基。《后汉纪》卷三袁论首段可参看），任名分而恰如分际（故三十二章注曰：过此以往，将争锥刀之末），则可以成天功而跻于至治也（《列子》注引夏侯玄语，疑亦可如上解，兹不赘）。

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黜退，陛下宜还。刘邵之书，集当世识鉴之术。魏代名家本采纳黄老之说，《尹文子》所陈与钟会之《道论》想大体不殊。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，儒家本有正名之义，论名教者，必宪章周孔，故《人物志》自以为乃依圣人之训。

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，专运阴谋，狼顾狗偷，品格更下。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。

 三 《人物志》一书之价值如何，兹姑不论。故正始以前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。

《尹文子》固形名家而参以道家。会相许允子事，见《魏志·夏侯玄传》注）。

《人物志》、《士纬新书》之列为名家，自不足异也。邵作有《法论》（《隋志》入法家），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，著《律略论》。然则太平之治，固非圣王则莫能致也。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，则亦兼名法家言也。

据此诸言，可征形名、名形之辨，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。凡束名实者，可称为名家言也。

士大夫惧祸，乃不评论时事，臧否人物。盖自以察举以取士，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，而以言显者尤易。

其上疏有曰：百官考课，王政之大较。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，注重典制，精刑律。